段建軍:路遙對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貢獻

網絡 2018-12-17 20:39:37

路遙的創作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而展開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是從恢復現實主義傳統開始的。路遙從《驚心動魄的一幕》,經《在困難的日子里》《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直堅持走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道路。他文學創作的命運,也與現實主義在中國文壇的命運而起伏,與大多數人民的藝術需要相關聯。

路遙對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個貢獻是,發現了“城鄉交叉地帶”這一特殊空間。用自己的筆在其中耕耘,用自己的創作實績,將其變成當代文學史上一個永遠繞不開的話題。城鄉交叉地帶是一個特殊的生存空間,主要分布于學校、工廠和部隊,以及城鄉接合部的市場。這里生存著各種相互區別的異質存在者,比如文盲和知識分子,鄉民和市民,少數民族與漢族等,他們帶著各自鮮明的特點進行交往,因此,能夠形成鮮明的對話關系,能碰出強烈的思想火花,能補充每一個體思想的短板,能激發每一個體奮發有為。

陜北人自古以來就生活在游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交叉地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北京知青上山下鄉,又形成了城市與鄉村的交叉,賦予它一個新特色——城鄉村交叉地帶。交叉地帶就是交流交往地帶。生活在閉塞地方的人因為缺乏交流交往而孤陋寡聞死氣沉沉,生活在交叉地帶的人,在交流交往中見多識廣充滿活力。民族在閉關自守中死水一潭,在交流交往中進步發展。與游牧民交往,給陜北人的生命中注入了定居民族少有的浪漫情懷;與京城知青交往,激活了鄉野人對大城市生活的向往。

路遙出生在陜北,主要的人生經歷,是在城鄉交叉地帶度過的。他曾經在縣城上過中學,鄉下學生與城里學生的交往對比,對他后來的人生規劃人生理想影響甚大。回鄉之后,他也是一個知識青年,在與下鄉知青的交往中,更加強化了他對城鄉差別的認識。他沒有抱怨自己生不逢地,而是用積極的心態來感恩這種交叉地帶的交往體驗,這種交往體驗給他打開了一個新的窗戶,讓他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認識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他努力奮斗和爭取一種新生活的可能性,激發他改變舊的生活方式,積極奔向新生活的動力。路遙把這種感受變成一種藝術發現,化為一部部小說文本,讓讀者去欣賞發生在這個特殊空間中的人生況味,激發讀者奮斗向上的正能量。

路遙的這一藝術發現,不僅反映了中國城鄉交叉地帶,也反映了城市里的交叉地帶以及中國與別國交叉地帶有志青年的共同志向,更把中國當代文學帶到了世界文學的富礦地帶。如果我們放眼世界文學史,就會看到,一切真正的大作家都在交叉地帶發掘故事,描寫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湯達、托爾斯泰等無一例外。他們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黑與白、貧與富、上與下的交叉地帶,講述那里差異交往中所發生的人生故事,挖掘差異交往過程中人們內心深處生生不息的本真追求,進而引發人們對這一特殊空間生存者本真生命的哲思。

路遙把城鄉交叉地帶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典型環境來描寫,呈現當時農民面臨的經濟上的開放與文化上的抑制之間的矛盾沖突。它所反映的底層百姓進城難,發展難,實現人生價值與尊嚴難的問題,卻是那個時代從鄉村到城市所有底層青年普遍的人生狀況。主人公高加林要求打開城門,讓有志青年在城市的平臺上散發熱量,為國家的發展貢獻才華的訴求,也是那個時代所有青年的共同訴求。

路遙給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二個貢獻是,在現代主義思潮彌漫文學界和評論界的時候,依然為了滿足大多數人民的藝術需要,勇敢地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寫成了長篇力作《平凡的世界》,激發引導了幾代大中學生和打工族奮斗向上。

路遙對當時的中國文學思潮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他認為,當時我國出現的為數并不很多的新潮作品,大都處于直接借鑒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現代派作品的水平,顯然談不到成熟,更談不到標新立異。文藝理論批評界過分夸大了當時中國此類作品的實際成績,進而走向極端,開始貶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學表現樣式。“我們需要借鑒一切優秀的域外文學,以更好地發展我們民族的新文學,但不必把‘洋東西’變成嚇唬我們自己的武器。”

路遙認為,文學作品是用來與讀者交流人生感受及思想感情的,因此,評判一種文學樣式是否過時,或者是否新穎,就必須把目光投向交流對象——讀者大眾。讀者如果愿意與這種樣式的作品建立對話交流關系,分享作品中的感受與感情,就說明這種文學樣式還未過時。尤其是廣大的讀者愿意與這種文學樣式建立對話交流關系,這種文學樣式就更有存在的必要。批評家不顧對話對象的要求和愿望,以啟蒙者的姿態,教育作家和大眾應當如何如何,只會把所謂的啟蒙話語變成批評精英們的自娛自樂。

現實主義是一種精神,一種關懷現實,關懷讀者大眾藝術需求的精神向度。它要求作家始終保持普通勞動者的感覺,關懷勞動人民的成功與失敗,歡樂與痛苦,前途與命運。如果“不關心勞動人民的生活,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語,結果只能使讀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

路遙在有生之年一直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向,同時肯定現代主義對我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借鑒價值。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文學的不斷繁榮與發展,正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需求基礎上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的結果,缺少或偏廢了任何一方,都不會取得今天這樣輝煌成就。

(本文為段建軍在“改革開放與路遙的創作道路”研討會上的發言,轉自2018年12月14日《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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